为什么连快乐，都不值得我们努力了？

有些日子，就连小事也显得出奇地困难。回一条消息。洗个澡。去买东西。给朋友回个电话。这些都是日常小事，往往几分钟就能完成。然而，对许多人来说，有时完成这些事，似乎就要耗尽他们仅有的力气。

看到亲友有这样的挣扎，或自己也有同样的感受时，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些简单的解释：缺乏动力；需要有意义的目标；懒惰。你只需要振作起来。你知道做了会对自己有好处。

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。从考虑或打算做某件事，到真正付诸行动，中间有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通常看不见的心理过程。人们平常把这个过程叫作“动机”。但动机并不像一个要么装满、要么空着的内置油箱。它涉及的是持续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。

大脑不断分析，做一件事有多值得付出努力，由此帮助我们判断，在当下哪个选项似乎最好。这个过程称为努力决策（effort-based decision-making）。由于它的运作通常不可见，我们很容易误判一个人为何作出某种选择，或为何没有行动。

不过，科学家已经设计出观察这一过程的方法，让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，一个人在权衡要不要做某件事时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日常动机困难往往与更广泛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。理解这个过程，有助于我们以更有帮助的态度对待陷入这种困难的人，也能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办法，支持他们克服困难。

成本收益分析通常发生得很快，我们几乎察觉不到。我该现在回这封邮件，还是晚点再说？下班后该去锻炼，还是躺在沙发上休息？虽然已经累了，今晚还要不要去见朋友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的大脑——事实上，所有脊椎动物的大脑——都会权衡三件事。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付出多大努力？它会给我带来多大回报，足以抵偿成本吗？而这份回报真正到来的可能性又有多大？

多数时候，这个过程很有帮助。它让我们不至于精疲力竭、不断失望，或白白浪费时间与精力。但成本收益分析也可能出问题。从外面看，这可能像是懒惰或漠不关心，而且往往会让人在处理工作或学业、人际关系及日常自我照料时遇到困难。

在抑郁症、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中，成本收益计算的变化似乎尤其值得关注。被诊断出这些疾病的人，普遍存在动机困难。人们可能更熟悉这些疾病的其他症状，例如抑郁症中的情绪低落、双相障碍中的情绪波动，或精神分裂症中的妄想和幻觉；但从长期来看，动机问题往往才是影响身心福祉的最大障碍。这类问题常常在疾病急性期过去后仍然存在，目前也被认为难以治疗，因此可能持续影响日常生活。例如，如果一个人难以采取必要的行动去维系友谊、赴约或申请工作，他的社会参与、身心福祉或职业机会就可能陷入恶性循环。这些经历往往会引发负面的自我评价，比如：我彻底失败了。这又可能进一步加重动机问题。

努力决策这一概念，让研究人员得以观察表面行为背后的过程，更好地理解人们在作出选择的那一刻，动机问题是如何产生的。为此，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任务，尽可能精确地把决策过程单独分离出来。

在一项典型研究中，参与者需要在较容易和较困难的任务之间作出选择。容易的任务可能是，用惯用手的食指按30次按钮，以获得一小笔奖励，比如1美元。困难的任务则可能要求用非惯用手的小指按100次按钮，但奖励更丰厚。在反复进行的试次中，困难任务的奖励金额会发生变化。有些版本还会改变获得奖励的概率：例如，完成任务后获得奖励的机会可能是12%、50%或88%。有时，获得某项奖励所需付出的努力也会变化。每次作决定前，参与者都会看到任务需要多大努力、可能获得什么奖励，以及获得奖励的概率。然后，他们决定怎么做。研究人员关心的是，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认为，较困难的任务值得去做。

在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中，我和同事汇总了68项关于精神障碍中努力决策的研究结果。我们发现了一个清晰的模式：与没有被诊断出这些疾病的人相比，精神分裂症、抑郁症或双相障碍患者更少选择付出努力来获得奖励。这种减少在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中最为明显，在抑郁症中幅度较小，但仍具有统计学意义。

通常，奖励越丰厚，或获得奖励的可能性越大，人们就越愿意投入努力，因为这样做似乎更值得。然而，在临床人群中，这种调整较弱。当奖励变得更丰厚或更确定时，精神分裂症、抑郁症或双相障碍患者增加努力的程度，不及其他人。他们内在的成本收益计算似乎失去了平衡。

乍看之下，这似乎表明，不同诊断背后存在一种共同的动机问题。不过，当我们进一步探究原因时，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。

计算建模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。在这种统计方法中，研究人员借助计算机模型，检验对行为的不同解释，尝试重现一个人的决策。设想有几个人，他们都很少选择较困难的任务，而倾向于较容易的任务。其中一人可能因为觉得付出的努力格外沉重而回避任务；另一人可能是因为奖励对他没有多少激励作用；第三人的主要困难，则可能是难以把所有信息整合起来，据此作出有充分依据的决定。计算模型能帮助研究人员区分这些可能性，这对于弄清成本收益计算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很重要。

我们对计算建模研究的综述提示，不同精神障碍中的动机问题，其产生方式既有相似，也有不同。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，研究结果常常显示，努力的大小、奖励的多少，以及获得奖励的概率，对决策的影响都减弱了。困难似乎在于，患者难以整合和处理情境中的多项信息，并把这些信息用于自己的决定。这与我们的荟萃分析结果相吻合：在精神分裂症中，工作记忆或加工速度等方面的认知困难，与努力决策的变化有关。

如果一个人难以把相关信息记在脑中、不断更新，并与其他信息作比较，决策就会变得更加困难。例如，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想重返工作岗位，需要决定是否申请某份工作。哪怕只是迈出第一步，他也要权衡好几项信息：开始申请或打电话需要多大努力，申请可能带来哪些好处，以及自己收到录用通知的可能性。如果无法顺利地把这些相关信息整合进成本收益计算，就可能让人感到难以承受。于是，他可能转而选择要求更低的选项，或推迟行动。

抑郁症中的情况略有不同。计算建模研究常常提示，在这类决策中，努力的分量格外重。奖励可能依然具有吸引力，但获得它的过程让人觉得太费力，因而不值得。例如，一个人可能知道，见朋友对自己有好处，甚至预期这会让自己感到一些快乐。但穿衣、出门、赶到约定地点，再与人交谈，都可能像是难以跨越的障碍。

有关双相障碍的证据则更有限。当下的疾病状态可能起着重要作用。在较稳定的阶段，双相障碍患者可能仍能比较好地权衡努力、奖励和概率。在抑郁发作阶段，他们的模式与抑郁症患者相似，会觉得付出努力格外沉重。在躁狂或轻躁狂阶段，问题则可能表现为：即使实际回报很低、获得回报的概率也很低，患者付出努力的意愿仍然失去调节。例如，处于躁狂状态的人可能连续几个晚上赶写商业计划，卖掉各种财物来投资这个计划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潜在回报极高，而努力丝毫不构成负担。

这些差异提示，并没有一种办法能解决所有动机问题。对一些人来说，让奖励更具体、更即时，在情感上更能真切感受，可能会有帮助。例如，把“见朋友对我有好处”变成：“聊上10分钟后，我通常会觉得没那么孤单。”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关键可能在于降低行动的主观成本，比如把任务拆成更小的步骤。还有一些人可能需要有人帮助他们作计划，或以更清楚、更有意义的方式比较努力与奖励。

现有的一些治疗方法，已经在使用可能作用于这些机制的技术。积极情绪疗法（Positive Affect Treatment）着重帮助人们期待有回报的经历，并更充分地投入积极事件。认知行为社交技能训练（cognitive behavioural social skills training）包含问题解决模块，其中就包括把计划开展的活动拆分成更小的步骤。认知矫正训练（cognitive remediation）旨在增强注意力和记忆等能力，而这些能力正是权衡努力与可能回报所必需的。下一步是把这类方法整合成更全面的治疗方案，针对活动为何让人感到缺乏回报或难以完成的具体原因，并根据每个人的需要作调整。

努力决策的视角，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回应自己和他人的动机问题。“你只需要开始就行了”或“做了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好些”，这样的话可能让人沮丧，因为它们暗示，问题只是缺乏意志力。保持好奇、设身处地理解对方，可能更有帮助。究竟什么让你觉得困难？需要付出的努力太大了吗？奖励太遥远了吗？结果太不确定了吗？任务太复杂，难以作计划吗？相比只是让人加把劲，或指出最终的回报值得付出，这些问题更有帮助。

动机不是固定的人格特质，而是一个动态过程，会随心境、情境、认知、症状、疲惫程度、社会支持和预期而变化。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精神障碍患者。每个人都有内在计算倒向某一边的时候。于是，邮件一直未读，运动鞋搁在门边，朋友打来的电话也没接。感到困惑时，我们可能会责怪自己软弱或缺乏自律。但也许真正的原因是，回报还不够明确，任务显得太费力，或成功的希望太渺茫。有时，不行动是一个不可见的计算失去平衡后，显现出来的结果。这个问题需要的是关注，而非苛责。

作者：Matthias Pillny

编译：EY

来源：How mental disorders play havoc with our motivation, Psych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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